?
 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您的位置:首頁 > 學術視野 > 理論研究

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的寧波實踐

作者:韓成艷 張青仁 來源:中國文化報 發布時間:2019-11-19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國際公約的方式推動的一項人類事業。中國積極參與其中,既是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表現,也是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不僅表現在制度建設、資源投入,還表現在觀念創新、理論創新和保護方式的創新上。這些努力使中國在 160 多個締約國中脫穎而出,成為保護成績最為卓著、保護方式最有特色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非遺保護最突出的表現在國家四級名錄的建設和教科文組織名錄的成功申報,而中國保護方式的獨特性在于對整體性保護的不懈探索與實踐。 

     中國非遺保護事業的興旺同時體現在國家層次和地方層次上。很多成功的經驗本身就來自地方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門的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態傳承的文化,總是與地方歷史文化緊密相連的。從地方來看,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能夠比較具體、生動地看到中國經驗的鮮活樣本。 

     作為副省級的計劃單列市,浙江寧波也有內在動力和經濟實力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在這一格局中,寧波基于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和非遺存量的豐富性,積極作為,創立了非遺保護的寧波模式,在整體性保護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寧波文化的歷史構成與整體代表性 

     寧波具有悠久的歷史,是當代中國經濟發達地區之一,其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海洋文化,與農耕文化交融滲透,共同構成了寧波文化多元豐富的文化體系。 

     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體系 

     寧波位于我國大陸海岸線中段,長江三角洲南翼,東有舟山群島為天然屏障,北瀕杭州灣,西接紹興市的嵊州、新昌和上虞,南臨三門灣,并與臺州的三門、天臺相連,下轄海曙、江東、江北、鎮海、北侖、鄞州 6 個區,寧海、象山 2 個縣,慈溪、余姚、奉化 3 個縣級市。寧波市域西南為浙東低山丘陵區,四明山脈沿西南—東北走向橫穿。天臺山支脈由寧海西南入境,經象山港展延為南部諸山。這一帶山峰起伏,崗巒層疊,盆地眾多。由于飲水、居住條件良好,加之盆地內部散布著小塊田地,成為較早有人類活動的地帶。寧波東北部和中部屬于寧紹平原組成的甬江流域平原。由于這一帶地勢低平、江河密布、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為人類生產活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是浙江省內開發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和居民聚落密集的區域,為農耕文明的孕育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則表明在新石器時代,寧波西部的平原地帶就已經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體系。根據考古發現,余姚的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上千件完整陶器和 50 多萬件陶片,可以證明早在 7000 年前寧波的先民已經完成了從生食到熟食、從漁獵到定居、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稻谷遺跡、動物肋骨制作的農業生產用具,干欄式建筑和榫卯結構建筑遺址,以及篆刻在陶器、木器上的花紋,顯示著河姆渡先民在稻作、建筑和原始藝術等方面都已達到較為發達的水平,有力地論證了長江流域的寧波亦是中華農耕文明發源地之一。這一獨特的文化地位,讓寧波在文化原創與傳統維護上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情。 

     如果說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寧波當地發達的農耕文明,那么與中原文化的長期密切交流,尤其是文人遷徙流動、儒家與佛教思想的滲透,則推動寧波文化呈現出更為豐富的特質。 

     據文獻記載,早在商代,浙東沿海即現今寧波一帶,就已經與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交流頻繁;西周之后,浙江與華夏文明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春秋之后,越國已經使用華夏文字,以華夏語作為官方語言,越王室的編鐘出土表明越國的禮樂風俗受到中原和荊楚的影響。 

     秦以后,在浙東地區發生了五次人口遷徙,加強了中原文化與浙江文化的融合。秦王朝對越族采取強制歸化政策,促成華夏文化在浙江地區的發展滲透;西漢時北人南遷,包括大量攜帶先進農業、手工技藝的北方勞動人口、中原人才及其學術思想也隨之傳入;三國吳孫權執政強迫聚族而僻居的越人下山;西晉遷都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漢族政治文化中心南遷,推廣和發展農業、手工業技術,推動商業進步。尤其南遷中包含謝安、王羲之等文人學士活躍了浙江文壇,推動了當地世風由尚武轉向崇文;南宋定都臨安,中原文化的數千年精華隨之薈萃于此。浙江文化從此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中原文化對于浙江地區的滲透,突出表現在儒家思想在這一區域生根發芽。兩宋后,隨著浙江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浙東地區也成為全國學術文化發展的重要區域,產生了如金華學派、永康學派等對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區域性學派。如黃宗羲所言:“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眱伤沃?,作為浙東文化的先驅,儒學在寧波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發展,并在寧海形成了方孝孺為核心的文人群體,推動儒學在寧波廣泛傳播。 

     伴隨中原文化在寧波地區的滲透,佛教也逐漸融入寧波社會,成為寧波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漢明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東漢靈帝中平年間(184—189),安息國高僧安世高游化會稽,收會稽人陳慧為徒弟,是佛教傳入浙江的最早記載。而早在佛教傳入浙江之時,寧波便開始受到佛教的影響。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雪竇寺三大佛寺在西晉時期便已初具雛形。唐宋時,佛教在寧波大為盛行,禪宗、凈土宗和天臺宗等多個教派在內的高僧大德在甬傳道授徒、立場揚法。 

     起源于西部平原的河姆渡遺址,顯示著寧波原生的農耕文化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源頭的特征,而隨著中原文化對寧波社會的傳播與融合,伴隨著儒家觀念與佛教思想對寧波地方社會的滲透,在改變寧波地域文化特征、形塑寧波文化基本格局的同時,亦強化著寧波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組成的重要特征。 

     除了在與中原文化交流激蕩中孕育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之外,寧波當地的海洋文化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與西部平原不同,寧波東部面朝廣袤的大海,其大部分海域水深在 50 米以上,附近錢塘江、曹娥江和雨江等河流攜帶大量的泥沙和營養物質,形成了寧波豐富的海洋灘涂資源。此外,寧波境內島礁星羅棋布,共有 441 個,其中有人島和臨時住人島各有 200 多個,總面積達256.3 平方公里。 

     特色鮮明的海洋文化表征 

     新石器時代后,在西部甬江平原遭受海侵的同時,一部分原來居住在此的古越人便開始向東遷徙,沿海而居,開始了古寧波人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過程。在距今 6000 多年象山塔山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處發現的魚蚶圖騰、蚶殼紋陶支座與陶魚鰭形鼎足,顯示著早在 6000 多年前,早期的塔山人便以“耕海牧魚”的勞作方式,對海洋資源進行著開發。元《四明續志》載,象山縣石浦鎮以獨特港口之利,秦漢時期就有海上漁商活動;唐宋以后象山海洋漁業已非常發達;明清時象山縣石浦漁港,被冠以“浙洋中路重鎮”之稱;清末象山北部的爵溪大黃魚捕撈產量居中國沿海地區前列;近代以來象山縣海洋漁業聞名全國,尤其以石浦漁港為最。 

     舊時交通不便,水路成為貿易發展的重要方式。地處海洋的區位優勢,使得寧波的海洋貿易在秦漢時期已經開展,當時近海島嶼上的漁販鹽商和濱海地區商販來寧波開展集市貿易。伴隨著海洋開發進程的加快,寧波的商業貿易也有了長足發展。兩晉南北朝時期,寧波“商賈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廣”。唐開元二十六年(738 年)設明州(今寧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與揚州、廣州并稱為中國三大對外貿易港口,大量絲織品和越瓷通過明州港源源不斷地運往東亞、東南亞、西亞和非洲。南宋期間,杭州、寧波、溫州等地官方都設有市舶司,專管海外貿  易,吸引了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商人的蜂擁而至,開展陶瓷、茶葉和絲綢的海上貿易。 

     與傳統農耕文明重農抑商的價值相對,海洋貿易使得寧波民眾很早就形成了農商并舉的地域文化。春秋之后,在越國謀士計倪、范蠡等人提出商業經營的理論下,統治階層采納了“農末俱利”的主張,促進了寧波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時期,伴隨中國政治中心南移,儒家思想在當地影響日盛,儒士們更強調推動農業發展,壓制商業貿易。在這一背景下,寧波本地形成了支持商業貿易的“浙東學派”,在意識形態上為寧波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 

     浙東學派是浙東地區發達的商品經濟和“經世致用”文化傳統結合的產物。在公私觀念上,他們主張“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公天下”,在經濟觀念上,以“切于民用”為標準,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在“富民”觀念上,主張民富先于國富,在義利觀念上,主張義理和義利統一。浙東學派的思想觀念,契合了寧波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主張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和注重實際的觀念,也成為浙江人文精神的主要表征,在沖擊儒家思想的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寧波商品經濟的發展。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寧波是浙東北寧紹平原的經濟中心,也是我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和造船基地,城市商業的興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誠如明代王士性所言:“寧紹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為外營,又傭書舞文,競商賈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鄙唐方洕陌l展,促成了傳統中國農業文化、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整合為一種更為優化、豐富和系統的寧波文化體系,在豐富中華文化構成的同時,彌補了中華文化中海洋文明的缺失,深刻影響了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的形成。 

     概言之,寧波獨特的地緣地貌使得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在此交匯。開放的海洋讓寧波成為商業發達之地,“甬商”的足跡遍及海內外。發軔于農耕文明的手工技藝在商業運作下愈發精致細膩。寧波雖處吳越,卻較早受到中原文明洗禮,儒家思想深植于民眾社會關系和精神世界。寧波的文化生態讓寧波成為人民有機會自主經營美滿生活的福地,它是人類稻作文化發軔之地,中國浙東學派集大成之地,農工商協作營造舒適精致的傳統生活方式之地,也是近代以來走向世界的前沿出發之地。寧波文化的豐富內涵應該被視為一個地域特色鮮明的整體,它既是通常認為的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真實而完整的中華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代表。對寧波文化的整體性和代表性的認識,對于寧波非遺保護至關重要。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寧波實踐 

     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成與發展有其地方歷史路徑,可上溯至河姆渡農耕文明,近代日益重要的商業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貫穿其中的手工技藝共同構建了寧波的非遺體系,使當地的非遺項目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而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搜集、整理和傳承實踐也走出了自己的創新之路。 

     寧波的非遺保護早有積累。1979 年,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文聯有關文藝家協會聯合發起“中國民間文藝十套集成”編撰工作,當時寧波數以萬計的文化工作者和民眾也參與了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對寧波本地的民間文化資源進行摸底盤查。1988 年至 1989 年,寧波文化部門陸續完成了寧波市和 11 個縣市區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輯、出版工作,繼而陸續編輯、出版了《寧波民間舞蹈集成》、《寧波民間器樂集成》、《寧波民間歌曲集成》、《寧波曲藝志》等七大集成,搶救、整理了 60 多萬字的寧波傳統曲藝精品。1996 年,寧波文化部門推出以民間藝術的挖掘、創新為內容的“一鄉一品”創建活動。這一活動以鄉鎮為單位,以地方社會的民眾為參與主體,挖掘地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標志性的民間文化,對后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正式開始和順利開展奠定了專業的基礎。 

     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觀念 

     寧波的非遺工作在多方面體現了整體保護的理念,其中最基本的是整體的遺產觀和公共生活的整體觀,前者把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為一體,后者把遺產保護與公共文化重建視 為同一個公共生活的組成部分。 

     注重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結合。作為河姆渡文化的發祥地、唐宋以來我國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浙東文化的淵藪之地,古城寧波不僅有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數千年文明的積淀更讓寧波形成了大量的歷史街區和文物古跡,擁有著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1986 年,國務院公布寧波為歷史文化名城。目前,寧波市域內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 處,省級文保單位 29 處,市、縣(區)級 203 處。擁有城內月湖、永壽街等歷史文化街區和余姚、慈城、石浦、梁弄、前童、鳴鶴等城鎮為省級歷史文化保護區。作為文化資源大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與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關系,成為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首要解決的問題。 

     同是作為人類文化的結晶,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表現在兩個層次上。首先,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盡管兩者在存在形態上存在差異,但兩者均是人類文明多樣性的表現。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在于全球化進程中人類文明多樣性的保護。同是人類文明的產物,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都是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的題中之義,對兩者保護的訴求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其次,作為人類文明的活態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必須以傳承群體的人為載體,依存于一定的時空。作為時空形態呈現的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場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必然是依存于物質文化營造的場域,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著人類文明活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如寧波非遺項目前童抬閣便是非物質文化與物質文化相互依存的例證。作為民間游藝的代表,技藝精湛的前童抬閣是在年節慶典時,在前童古村內舉辦的童姓宗族共同參與的儀式實踐。這一儀式實踐發生在前童古村這一物質文化的場域內,并通過村落空間的巡游起到了勘定村落邊界、凝聚村落認同的作用。在這一儀式實踐中,物質文化遺產不僅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營造了傳承的空間與場域,甚至其本身也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的重要組成,成為文化傳統中不可缺少的意義符號。 

     整體保護理念還體現在遺產保護與公共文化重建的結合上。如果不把文化遺產與現實生活視為一體,如果不把文化遺產與相關的社區、群體視為一體,仍然不能說是真正的整體保護。作為社群生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并非專屬于某一個人,而是作為公共文化被群體共享和實踐的。事實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遭受著不斷邊緣化的過程。在世紀之交,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之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無疑充當了重建中國社會公共文化的使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能夠充當并成為重建中國社會公共文化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即是傳統社會中的公共文化;另一方面,在社會進步的當下,恢復非遺作為公共文化的本源,也是當代社會對于文化多樣性尊重的必然要求。只有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不再限于越來越成為少數的“民間”,而是成為公眾可以參與、分享的文化時,整體保護才成為現實。 

     從“三位一體”模式到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 

     寧波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的探索與創新凝結為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建設,其中,“三位一體”保護模式的形成與完善是最為基本的組成部分。這個體系建設有其形成的過程。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開始,寧波市文化部門就開始對全市境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保護。隨著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推進,寧波市文化部門對于市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寧波市文化部門遭遇了如下的困境:一方面,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因為找不到傳承人而無法傳承;另一方面,一些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很感興趣,主動希望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找不到合適的傳承來源。 

     寧波市文化部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并非個案。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將民眾日常生活中正面臨著傳承危機的文化遺產進行保護。這種保護是在既有的文化遺產傳承空間消解的基礎上,通過多樣性的手段為其重新營造一個自然的、活態傳承的空間,并將其重
新納入社會運行的秩序之中,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前社會的傳承。從學術意義上來看,這種保護的實質是在社會結構巨變的前提下,重新為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公共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生存空間與定位的過程。然而,我國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準將原本屬于民眾日常生活的文化遺產分為口頭傳統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并在此基礎上立足項目與分類進行空間重構。然而,這種分類只是基于學科標準基礎上的產物,并沒有結合遺產作為民眾生活文化的組成特征提出具體的保護策略。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寧波市文化局面臨著如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承人對接的問題,實質便是如何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文化重新定位、回歸到日常生活的過程。 

     基于多年非遺保護的實踐經驗,2009 年,寧波市文化部門開始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三位一體”的傳承模式。具體而言,“三位一體”的保護模式是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過程中,將非遺項目、傳承人和傳承基地三者進行捆綁保護的特殊模式?!叭灰惑w”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將保護的主體落實到傳承基地,并將傳承人納入傳承基地的單位進行管理,明確了傳承人的角色定位,即只有在傳承基地中承擔了傳承義務的傳承人才有資格成為代表性傳承人,同時強化了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名錄的考核,將同時擁有傳承人和具備傳承基地作為進入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前提,并規定傳承基地必須聘請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活動。經過多年的探索,寧波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逐漸形成了博物館保護、生產性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保護、校園傳承等多樣形態的保護模式。 

     博物館保護。博物館保護是指采用博物館的形式,以文化展覽的方式,通過圖像、視頻以及實物等材料,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收藏、保護、研究與展示的過程。以博物館的形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是建立在對遺產本身存在形態考量的基礎上,其意在展覽的方式上重建一種嵌入性的公共文化,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的傳承。 

     從 1997 年寧波慈溪興起第一家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開始,在經歷了從慈溪發軔,寧海、象山等地民間非遺博物館的紛紛興建,再到鄞州區博物館的集群發展,寧波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已經發展到了 40 余家,其中寧??h的“十里紅妝”博物館、象山縣的德和根雕藝術館、鄞州區的朱金漆木雕博物館等是寧波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的突出代表。在鄞州區,更是形成了由 20 余家博物館構成的非遺博物館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籌建與管理的過程中,寧波市文化部門結合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不斷探索博物館的運作模式,逐漸形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國助民辦、合作聯辦等多種運作方式。 

     國助民辦模式,即政府出資或在土地使用等方面出臺優惠政策,幫助民營企業及個人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早在 2004 年,寧波市政府就明確提出建設以寧波博物館為龍頭、專題性博物館和行業性博物館為兩翼,民辦博物館為重要補充的寧波博物館體系。2005 年,寧波市政府出臺相關意見,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興辦民辦博物館,規定民辦博物館享受國有博物館同等待遇。2010 年,寧波市出臺《關于促進我市民辦博物館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發展一批非遺博物館,并提出了詳盡有力的扶持措施,同時決定在“十二五”期間市財政每年撥付 1000 萬元用于扶持民辦博物館建設。 

     合作聯辦模式,即政府與企業、個人合作聯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的形式。寧波本地民營經濟非常發達,不少具備文化資本屬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已經成為企業的經濟支柱,而合作聯辦的模式正是建立在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這一實際的基礎上,企業或者個體業主為博物館的投資主體,博物館的日常運營依托于企業的支持,通過興建博物館的方式,在達到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擴大企業的影響力,實現經濟效益與文化效益的雙贏。以寧波服裝博物館為個案,服裝文化在寧波有著悠久的歷史,“紅幫裁縫制作技藝”是列入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1998 年,寧波服裝博物館由寧波輕紡城集團公司發起建設。為了更好地運營和展示,2007年,鄞州區政府決定遷址重建,在鄞州灣底村的天宮莊園景區投資建設新館,同時委托天宮莊園景區負責管理、運作。寧波服裝博物館對于傳承寧波本地紅幫裁縫的制作技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博物館的建設,亦是在無形中宣傳與推廣了寧波的服裝企業,促進了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生產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是指在具有生產性質的實踐過程中,以保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為核心,以有效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為前提,借助生產、流通、銷售等手段,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資源轉化為文化產品的保護方式。目前,這一保護方式主要是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藥物炮制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實施。 

     傳統手工技藝與傳統美術是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存量體系中的重要組成。早在 2007 年寧波對全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普查中,傳統手工技藝和傳統美術類涵蓋了近 2000 個項目。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涉及寧波民眾日常生產、生活的多個領域,至今仍然與寧波百姓的生活緊密相關?;诜俏镔|文化遺產體系的存量現狀,寧波市文化部門對一些基礎較強,并有一定社會需求的以傳統工藝為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采用保護核心技藝、完善相關產品和刺激市場需求等環節進行生產性保護,充分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當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寧波市政府通過資金支持、項目補貼、政府重點采購和后期獎勵等多樣化的方式,對符合政府重點支持方向的非遺產品、服務和項目的生產性保護進行資助。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政府資金支持下,走上了市場化運作的軌道,成為寧波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取得了經濟效益與文化傳承的雙贏。象山德和根藝美術館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象山德和根藝美術館以生產高檔竹根雕禮品為主,館長張德和是中國根藝美術大師。在寧波文化部門的資金支持下,他首創駐館創作的方式,引進 9名創作人員常年在館學習、創作竹根雕。他本人在生產基地現場教授、指導竹根雕技巧。創作人員所雕作品統一使用德和堂品牌,既保證了作品的質量,又穩定了學徒們的收入。目前,象山竹根雕已成為國內知名藝術品牌和文化產業名牌,成為該縣重點文化特色產業。近年來,寧波市有
關部門共策劃包裝非遺產業項目近 40 項,先后在國家文化產業網、義烏文博會、深圳文博會等進行項目推介。此外,寧波市每年舉辦工藝美術精品展覽會,展出展品上萬件,對擴大寧波非遺企業的影響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這些嘗試都是基于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納入社會經濟生活的整體進行保護,超越了就項目本身進行保護的思路。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構建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國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整體保護的最重要方式。構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目的在于通過對文化空間的整體性保護,對以物質形態存在的文化空間和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存在的民俗生活保護的結合,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之間良好的、互動的關系。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這一訴求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對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保護結合的訴求是一致的。兩者都強調社會文化空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意義,主張從空間層面上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場域,在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之間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依存的生態關系。 

     寧波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其海洋文化具有代表性。寧波東部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以象山最具典型性。三面環海的自然環境形塑了象山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象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超過百項,有著包括徐福東渡傳說、曬鹽技藝,漁民開洋、謝洋節和象山—富崗如意信俗等一系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象山本地更是有著多樣形態的海洋物質文化。石浦漁港古鎮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擁有著王將軍廟、媽祖廟和城隍廟等多個信仰活動空間。此外,象山本地保留著傳統社會的建筑格局和院落格局。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中,形成了共同擁有、互相幫扶的村落性格。就整體層面而言,圍繞海洋而生的象山漁文化是一個活態的文化生態系統,在這一生態系統中,以民眾的日常生活為核心,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互相依存,構建了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諧共處的文化生態。 

     除了象山海洋漁文化生態保護區外,寧波本地還有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區 1 個,市級文化生態保護區 5 個。大力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維系并傳承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之間的良好生態,已經成為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的主要貢獻。 

     校園傳承基地建設。在社會結構巨變的當下,伴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村落、傳統社區甚至家庭結構等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賴以依存的傳承場域正在逐步消解,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 正在遭遇著傳承土壤缺失而帶來的傳承危機。作為民眾生活文化的組成,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社會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在現代社會中,學校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場所,是現代文明最為重要的傳承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校園傳承正是基于對學校教育的這一認知,在結合本地文化傳統與教育發展水平的前提下,選擇在本地區有著悠久文化底蘊的、契合本地區發展狀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項目,并通過邀請傳承人進入校園,將其納入制度性的學校課程,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前社會的活態傳承。 

     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是傳承的問題,而傳承的關鍵是青少年。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課堂、進教材、進校園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舉措。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興起之初,學校傳承就開始受到重視。各省市和地區的教育部門、文化部門積極支持、鼓勵、幫助各級學校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教育體系。此后,在這一政策的鼓舞下,成都、溫州、恩施等地的中小學紛紛選擇本地區的標志性文化項目,以多樣化的形式將其納入課程體系,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 

     2007 年,寧波市開始有選擇性地讓一批頗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走進校園,通過與中小學校的合作,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傳承基地,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校園傳承。從 2007年至今,寧波市已經建立起多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傳承基地,形成了包括奉化市尚田鎮中心小學“奉化布龍”傳承基地、奉化市蕭王廟街道中心小學“奉化吹打”傳承基地、鎮海區職業教育
中心學校“蛟川走書”傳承基地、余姚市泗門鎮中心小學“犴舞”傳承基地、北侖柴橋實驗小學“造趺”傳承基地、北侖區梅山學?!八疂G名拳”傳承基地、余姚市肖東第一小學“姚劇”傳承基地、寧??h第一職業中學“寧海獅舞”傳承基地、奉化市高級中學“奉化布龍”傳承基地在內的多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校園傳承基地。諸多校園傳承基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方式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除了將傳承人請進課堂,在講臺上傳授技藝以外,還通過讓學生走出校園,
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日常生活中的展演等多樣性的手段,實現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與象征屬性的雙重傳承。 

     除了與小學合作之外,寧波市文化部門還與高校合作,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引入大學課堂,在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同時,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產業化運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2010 年,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探索引入民間藝術、絕技絕活,先后建起了書法工作室、茶藝工作室、剪紙藝術工作室、根雕藝術工作室、風箏藝術工作室以及漆畫藝術工作室 6 個非遺工作室,對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寧波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在系統觀念、統籌管理、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體現了對于整體性保護的探索,對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著較強的示范與借鑒意義。從學術意義上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質是數千年來民眾相沿成習的日常生活,只是在社會結構巨變的當下,作為民眾日常生活失去了既有傳承場域,無法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中找到定位,并失去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邏輯,由此導致傳承的危機,才會成為保護的對象。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傳承場域重構的問題。寧波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對于傳承基地的強調,正是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場域重構的回答。與生產性保護的單一的傳承基地不同,寧波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中的傳承基地更為多元,包括了博物館、生產性保護基地、文化生態保護區、學校和公共文化活動等多樣化的形式。不同特征的傳承基地,實際上代表著現代社會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方式的多樣類型。 

     探索用更好的代表性充實保護的整體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水平的提高有賴于我們對整體性保護認識的提高。保護工作要落實在具體的項目上,但是具體的項目之所以能夠立項,關鍵在于它們的代表性,因此保護工作的主線就是不斷優化具體項目對于文化整體的代表性。 

     寧波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上做出了成績,從保護工作內部作為一個整體的“三位一體”模式到地方社會生活整體的“現代非遺傳承保護體系”,既是寧波對于地方文化整體性認識 的不斷提升,也是通過相應的工作方式對項目代表性的不斷拓展。但是相較于寧波在文化上的總體特性,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仍然需要進一步優化對于寧波文化的整體代表性。農耕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寧波的山海之間交匯,這里是“宜耕宜漁”之地;寧波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港口通達,促進了寧波工商業的繁榮,這里也是“宜工宜商”之地。寧波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分布也呈現了海洋文化、農耕文化以及工商文化的特征。受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能夠在總體上代表寧波的這三個文化面相,應該進一步成為我們今后判斷寧波非遺整體保護的新尺度。為此,我們可以根據寧波文化生態構成的地域特征,把寧波市的文化版圖劃分為以象山縣為核心的海洋文化保護區;以余姚市和慈溪市為核心的農耕文化保護區;以鄞州區、寧??h、奉化市為核心的工商文化保護區,進行突出區域特性的規劃與實踐,最終讓寧波文化的整體保護進入一個新階段。 

     加強以象山縣為核心的海洋文化保護區建設。象山縣雖然已經是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但是其主題是海洋漁文化,范圍有限。象山具有豐富的海洋文化資源,物質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具有海洋文化的廣泛內容。曬鹽、漁民造房、捕撈習俗、船飾等物質生活層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與海洋生活方式緊密相連的祈求平安、豐收的媽祖信仰以及其他傳統儀式,與海洋相關的徐福東渡傳說、象山漁民號子、龍舞、魚燈舞等,都是海洋文化的代表作。海洋文
化保護區以沿海地帶為依托空間,打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海洋生產、年節體系、民間藝術之間的分類,以群眾性文化活動空間、生態文化保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為重點傳承,建立并完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當代社會的傳承體系。 

     以鄞州區、奉化市、寧??h為核心,輻射寧波城區(海曙區、江東區、江北區、鎮海區)、北侖區,建立工商文化保護區。這一區域是寧波手工技藝的富集區,所謂“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金銀彩繡、骨木鑲嵌)主要分布在這一區域。此外,前童元宵行會、寧海十里紅妝婚俗等寧波最為典型的民俗活動在這個區域非常繁盛。手工技藝和民俗活動又因為商業的興盛發達而變得越發精致和盛大。在寧波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建設中,這一區域應以城市空間為依托,緊扣區域內的商業習俗、手工技藝和年節體系,構建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生產性保護基地、民間文藝傳習所、城市公共廣場為代表性的現代都市工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示范體系。 

     以慈溪、余姚為核心,建立農耕文化保護區。位于余姚的河姆渡遺址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發源地,幾千年來,以稻作文化為代表的農耕文化在余姚和慈溪兩地傳承。余、慈兩地的青瓷燒制、土布制作、姚劇、浙東婚俗都是農耕文化的反映。保護區要立足本地農耕文明、吳越文化的特色,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所、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傳承基地和舉辦大型群眾性參與活動為重點,打造適應現代生活的傳統鄉土文化保護的特色區域,對寧波市建設新型城鄉關系、宜居鄉村發揮示范作用。 

     寧波的總體文化特性由農耕文化、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的結合所構成,這是寧波在中國乃至東亞區位、生態和歷史所逐步造就的,確定了寧波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性和其自身的地域獨特性。對此的認識是一個具有深厚傳統的地方形成文化自覺的關鍵環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既是一項國家公共文化事業,也是地方的文化建設,兼顧這兩個層次的目標才是最好的保護措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項目工作如果能夠同時具有對于這兩個整體的代表性,那是最理想的。這無疑是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實踐給予我們的有益啟示。 

     為整體性保護提供現實范例 

     劉魁立 

     “整體保護”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的一個重要概念,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整體保護”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和理念是中國對于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創新。在十多年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嘗試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逐漸成為我們工作的主要理念之一,由此發展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重大項目,也引發各地開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創新工作。遺產的整體性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一個相對單純的概念發展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理論工具,與各地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努 力是密不可分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是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因此,非遺的整體保護是遵循客觀規律的保護方法。我很高興,這篇文章以寧波的保護工作為例展示了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性理念及其實踐的豐富內容,既對寧波這些年的工作成績進行了理論提升,也充實了我們一直倡導的整體保護的生動案例。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從四級名錄項目及其代表性傳承人的命名開始的,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主要工作。這些項目在地方上是分散的,并不能顯示出相互之間的聯系。如果我們的工作僅限于此,實際上難以彰顯各個項目的代表性。因為如果沒有對于地方文化的整體認識,各個項目的代表性意義就容易被湮沒。就全國而言,認識到尋找地方文化的整體性特色并由此指導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需要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從本文的介紹來看,寧波顯然是領先了一步。從項目保護到三位一體,再到現代保護體系的建設,顯然其中貫穿著一種整體觀,一種凸顯地方歷史傳統的整體觀。寧波的探索生動地說明,地方文化的整體屬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是辯證的依存關系,我們的文化工作需要兩手抓。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拓展、深化的工作,需要研究者與實踐者的相互磨礪,也需要全國性的工作與地方工作的相互配合。我們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顯然還有許多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的空間。我愿意與本文的研究者與各地的實踐者共勉。 

     (作者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 

 


                                             責任編輯:郭珊敏

?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 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網站備案號:桂ICP備16006144號 聯系地址: 聯系電話:0771-5602602
版權所有: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技術支持:靈啟網絡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1222號

友情鏈接:
七星彩图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