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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與反思:中國非遺保護路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6-07-28

《解放日報》

文/景俊美

不是不該“說”,而是著重“做”

文化遺產有物質的載體,更有無形的精神,二者有時介體不同,有時又一體兩面。

物質文化遺產以物存世,較早地得到了我國文化研究領域方面專家的重視與保護;相反,非物質文化遺產則無形抽象,在我國被重視的程度一直不夠。2001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19項代表作獲得通過,中國昆曲入選。自此,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日漸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尤其是在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我國在2004年加入這一公約之后,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如今,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已經走過了十幾個年頭,在這十多年里,我們見證了非遺保護的萌芽、發展以至興盛,更目睹了在不斷興盛的過程中,其間所夾雜的問題與矛盾。尤其是在全球化已然成為一種世界共識的今天,民眾對自我文化的認同與保護,已經不能也不可以僅僅停留在“說”與理念演繹之上,相反,應該著重于怎么“做”以及行之有效的身體力行。

談到身體力行,不由得讓我想起日本非遺保護的歷史與現實。從1950年5月《文化財保護法》公布以來,日本政府對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視體現在諸多層面。首先,國家資助金被推進;其次,培養傳承人形成制度;再次,教育、文化、學術研究等相關事業不斷跟進。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日本的口頭傳統、祭祀節日、風俗習慣與飲食文化等一度陷入危機的民俗文化呈現出勃勃的生機。日本不但成為一個現代文明較為發達的國家,其文化傳統也得到較好的承繼與弘揚。其非遺文化不但接續了民族傳統,承載精神層面的意義,而且在融入當代生活、融入社會發展上形成了自己的運行體系,圓融有序,周流不滯。因此,日本的成功引起了中國人的重視,但是這重視需要往深層追究而不是簡單的形式模仿。

舉一學術研究上的小小個案。十幾年前日本學者鹽野米松出版了一本題為《留住手藝》的著作,該著作以口述史的寫作方式,收錄了作者對十多位(16篇)日本手藝人的采訪感想以及采訪實錄的提煉,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是開創了“聽寫體”。受訪手藝人大多年事已高,有的在中文版圖書未出版以前已經去世。細致查看作者備注的時間,會發現這些采訪多是在20世紀90年代完成,多數距今已超過20年。20年前的日本,無形文化(我們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開展得有聲有色,這聲色之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對問題的真正思考。作者本來已經開始小有影響的文學創作,但是他遵循心性,為那些手藝人立言,為一個民族與國家留住屬于自己的文化。后來他還是成了名,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使傳統手藝生存下來,他的回答有三:一是維持讓手藝人的產品銷售出去的環境;二是找到相對便宜的原材料;三是要有傳承人。

不是缺乏資料,而是缺少理論照進現實

在中國,我們的非遺保護工作也進入拋開表面文章,直面現實問題的深水區。我們提出了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等等這些看似相當科學也十分合理的保護理念,但是這些理念如何踐行,目前尚沒有一個好的案例得到大家的共識。

可是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課題、學術論文、媒體報道卻以每年倍數增長的速度,涌現非遺的各種觀點與見解。而在這熱潮之中,又有幾人是沉潛在傳承人身邊,踏踏實實為其一鳴的人?多年來我一直在非遺的世界里摸爬滾打,五年前的博士論文,兩年前對博士后出站報告的悉心準備,讓我較多地接觸了這浩如煙海的非遺資料。初讀是一種驚喜,為這種井噴式的關注與覺醒而喜,細讀后卻是悲涼,因為十之八九是似曾相識、是蜻蜓點水、是信口開河。偶有幾位有理論、有觀點者,也明顯缺少與非遺實際膠漆與共的追蹤思考。相反,倒是那些偽非遺,反而叫聲頗高,一如盛夏蟬鳴,唯恐不知天之燥。當下,我們看到全國各地的非遺保護,多數是問“如何可以申請非遺項目”、“如何用非遺掙更多的錢”以及“如何可以通過非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這些想法不能說不可以,但卻是舍本逐末,甚至連保護非遺的初衷都未可知。反問之:非遺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嗎?若有,它還需要什么保護?

十多年來中國非遺保護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比如頂層設計的助推力、保護體系與保護機構的建立健全、保護方法的不斷探索等。然而現實仍有那么多的不盡如人意,有各種瞞天過海與利益競逐,有無厘頭的行業內憎恨與盲目攀比等等。矛盾與問題倒逼體制機制的健全,進而我們反思“何謂非遺保護”、“非遺保護的目的與歸旨是什么”以及“非遺傳承人體制機制如何健全”等非遺本質問題。

我們之所以要反思自身,就是希望通過反思找到更多、更好、更切合實際的路。因此,非遺保護首先要防止將非遺利益化作為唯一出路。那些高呼產業化運作的人,往往重視的不在手藝人的“藝”與“道”,在乎的是如何掙得更多的錢。但是人世間很多東西不是金錢所能夠衡量的,價值也不全在有形與可度量的天平上。相反,我們應該鼓勵媒體報道的深入性、思考性與紀錄性;鼓勵那些有一定學術積累和理論基礎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老師與研究生們長期跟蹤自己的研究對象,不以年度甚至是三年五年的短期效應為歸旨的學術沉淀;要督促政策的制定者們,不以會議落實會議的方式制定政策,而是根據不同非遺項目的屬性,也包括不同地區非遺的差異性去制定更加細致的保護條例與保護政策等。

不是利益口號,而是文化探尋

當然,反思不是否定,而是理解之后的懂得。以傳承人為例,我認為傳承者的意義不在于是否被標榜了身份,也不是技藝本身能給從業者帶來多少名與利,相反,傳承者的意義在于對所傳技藝的愛、懂得和認知,對所秉持文化的接納與奉獻,對自我身份的自覺與自尊。反之,所有不以愛為追求的從業者,都是一種利用,非但不會傳承,反而戕害更深。

時間和空間,是我們認識事物所必需的尺度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的積淀,是明確歷史變遷蹤跡的學問,是普通百姓日用而不離的共享秩序,體現著較強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標志性,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最后屏障。因此,在生活的流動中,在時代的轉換里,民眾的思想必然隨世事變遷而呈現出永恒的“變異性”。保護非遺,自然就成為一種文化探尋的過程,而不是結果。

從橫向坐標來看,日本、韓國、歐美及世界其他國家在非遺保護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是開啟中國非遺保護的經驗之門,但又不全是經驗的問題,還有生命哲學的影響、文化理念的限定以及社會發展的境況等,這些都毫無疑問地將影響中國非遺未來發展之路。如果說文化是生產、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那么,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被價值衡量之后的傳統文化。它像水一樣有千姿百態的形態,但是它有水的本質與定力,因此它可以滋潤大地,養育禾田,更成為飛禽鳥獸須臾不可離的生命之源。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一樣,它不是利益的口號,不是名譽的桂冠,它踏踏實實地生長在文化的土壤里,是汲取社會發展的力量之源。人們從它“這里”,尋檢生活變遷的蹤跡,并獲得生命的支點,從而花開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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